那年春天，我过得很艰难，和命运苦苦抗争，却丝毫看不到出路，经常在地铁站的自动扶梯上就哭起来。下行时还好，上行时最难熬。人停着，楼梯却不断往上，眼泪也不受控地往下掉。到顶端时，风一吹，我才勉强把自己收回来。那股把我推上去的力，好像是我和自己对话的一种有形表达。以前叫自动扶梯为“魔法楼梯”，现在只是一个让我避之不及的地方。
坐地铁时，我总会带上几本书。这次却只想看手机。随便点开一条推送，认真了解一个陌生人的命运。那些细碎、无关的琐事，像是缓慢起效的麻醉剂，让人暂时脱离原本的心绪。如果不看手机，我可能会翻出阎连科的小说。他笔下的人物总像是被困在一场永不结束的梦里，说话带着怪诞的节奏，现实像被水泡过一样变了形。我尤其记得一个女人，疯着活着，笑着受苦，仿佛身体之外还有另一个自己，一直在旁观。下了地铁，在自动扶梯上哭的时候，我开始将那个女人视作自己的榜样——想学她那种看穿生活还能走下去的能力。泪水涌出，敦促我去解读自己的内心。但那一刻，我只想再躲一会儿。
有一周，我发现自己洗澡时会盯着镜子发呆。那时我知道，事情确实得有所改变了。我做出一个决定：如果自动扶梯都能引爆我的情绪，把我运送到我不想去的地方，那我为什么不这就订一张机票，去自己真正想去的地方呢？
三天后，我把一台刚买的笔记本电脑塞进背包，登上飞往泰国的航班。靠过道，22排C座。飞机起飞时，我意识到，置身于天空和地面之间，也像在自动扶梯上：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涌。那个不幸坐在我邻座的乘客，看上去像是当过兵，肩膀宽阔结实，粗壮的脖子上有一道道红肿的晒伤。我并不需要任何人流露出哪怕一丁点儿安慰我的意思，似乎因为我的眼泪，我这位邻座开始疯狂地买起东西。叫空姐来，要了两杯可乐、一桶薯片、外加一张刮奖卡、一只塞满小块巧克力的泰迪熊、一块特价的瑞士手表。然后，他把那只泰迪熊推到我面前，说：“如果没什么能让你开心，这个肯定行。”好像那只熊是一块缝了玻璃眼睛的手帕。